将政治生存逻辑置于历史语境
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与民族主义的出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者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允许国家使用大量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technology）。
在国际竞争中，当国家支持的民族主义被证明是增强和维持军事力量的有效手段时，国家或成功地模仿这种策略，或被利用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国家所取代或分裂。
作者认为将民族主义的起源简化为战争方面是不完整的，这样很难解释民族主义在18-19世纪中欧洲国家体系的中的非线性演变。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是因为它吸收了暂时在18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tic）和世界主义共和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意识形态。这一转变，可以通过研究法国大革命解释之。
作者认为由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共和思想转变的民族主义不仅是国家间竞争的结果，也是领导人与国内挑战者之间竞争的结果。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基于政治生存逻辑的解释。
作者指出，此文提供的分析路径有助于研究国际关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突出了政治生存框架对于探索宏观历史的潜在价值。
定义
如何定义民族和民族主义呢？民族（nations）常被视为现代性的建构。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定义为“被想象的固有的有限的主权共同体。”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认为一个民族的人“相信（或想象）自己被一些区别于外人的特征团结在一起。”盖尔纳（Gellner）认为“民族单位和政治单位应是一致的”。
作者认为建构的民族主义所阐述的因果机制是在一个真空中发挥作用的，虽然印刷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作为民族主义出现的因素被讨论，但是17-19世纪欧洲的国际竞争因素却很少被提及。因为国际关系理论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都以国家为出发点，而在民族主义思想中，“一个民族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者至少意味着建立一个国家的愿望”，这导致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将国家利益（state interest）等同于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
作者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遭受如阿格纽（Agnew）口中所谓“领土陷阱”一样的“民族主义陷阱”，这种当下主义偏见（presentist biases）使得学者很难从“结构性”的民族主义概念中脱离出来，概念化甚至想象一个没有“民族”的过去。这种陷阱认为民族主义出现注定会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主导学说。如，国家为了在无政府主义体系中生存，会模仿成功国家的战略，而在整个18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被证明为一种可以调动国家军事资源的策略。因此，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强调在民族主义“扩散”中发挥作用的因果过程，而不是它的起源。
作者认为这种从结果中推断过程的方法有失偏颇。最终的民族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过程放大了国家军事能力。作者从历史出发，说明各国在19世纪上半叶试图遏制民族主义，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勉强接受它。为什么各国愿意埋葬一项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手段呢？对于将民族主义解释为技术的线性逻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国家—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不是线性的。领导人对政治生存的关注以及法国大革命所释放的政治动力放入背景中，有助于我们理解18/19世纪国家所处的竞争环境和民族主义兴起之间的相互作用。
政治生存逻辑与法国大革命
为了脱离“民族主义陷阱”，从而使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崛起不会被呈现为历史的必然，作者讨论了18世纪左右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世界主义、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
首先，作者通过政治生存逻辑设立了分析框架。由于领导人将控制政府的权力作为最终目标，因此他们的对外政策都会受到这种目标控制，即使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为了更好追求其理想主义目标，其行为也会被获得或者保持控制政府权力所引导。作者的框架认为：1.假设领导者会关注其任期结束后的命运，那么他们会对威胁其政权稳定的挑战高度敏感；2.领导者会支持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3.政策关系到国内和国际多方的影响。
根据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即“在对强大的环境变化作出反应时，沿着几个维度同时发生的戏剧性转变。”环境变化包括：近代早期欧洲贸易和货币关系的变化，启蒙运动和商业阶层在18世纪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经济精英、理性、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出现等。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一系列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大众普遍的期望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民族主义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对启蒙运动普遍化的浪漫主义反抗。虽然在此之前的欧洲有持续的零星的战争，但那些战争在其目标和所消耗的资源方面仍然是“有限的”。作者指出领导人对政治生存的关注在限制战争规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发动战争方面对社会提出重大要求的国家精英通常被迫给予有形利益和政治权利作为附带报酬。不同于二十世纪的大众军队，当时的军队主要依靠雇佣军，有偿军队，和社会混混。尽管依赖政治个体有种种缺点，却有政治安全的巨大优点，因为使用外来者减少了君主对本国贵族和城镇的依赖。
欧洲各君主出于对法国大革命过度限制王权的情况会波及自身政治生存的考量，反法战争相继开展。对于法国来讲，在此过程中，这场战争不再被描述为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为名的反对欧洲暴君的斗争，而是为法国人民的生存而战。革命精英在面对危急的战争局势时争取群众，这导致了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化版本的出现，因为革命精英们认识到，运用启蒙运动中抽象且复杂的概念与理论来煽动群众情绪存在着局限性，他们选择支持一种与原始革命意识形态相当突变的版本，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民族主义的原型，即通过共同意志和人民主权等概念来定义国家。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冲突加速了国家体系中民族主义的崛起。虽然拿破仑想要建立一种专制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混合体，但他也在无意中助长了民族主义。作者引用蒂利（Tilly）的观点，认为国际战争的压力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由于拿破仑对欧洲主要君主国政权生存的直接威胁，迫使君主们冒政治风险，加速实施直接统治，并滋养极端的民粹主义的观念，以便能够从他们统治下的群众中获得更大的支持。
余论
作者通过对军事竞争与民族主义产生之间关系的合理解释，为国际关系中的民族主义研究做出贡献，尤其强调政治生存逻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之外，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与蒂利的相关理论也值得参考。其中欧文的强制性政权促进理论（theory of forcible regime promotion）（参见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The Clash of Ideas in World Politics），试图解释跨国意识形态网络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一般国家政治冲突的主要驱动力，为什么君主制和共和主义（或民族主义）之间的竞争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强制的政权更迭，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没有，但是却缺少了对民族主义起源的关注。蒂利的好战理论（bellicist theory）认为“不断变化的战争性质使那些能够从本国人口中汲取大规模、持久的军事力量的国家获得了军事优势，这些国家日益成为民族国家”。作者在本文中补充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时期在国家-社会谈判方面表现出“加速”，而另一些时期则表现出更多的“停滞”?
作者认为政治生存的逻辑构成了理解国家竞争和国家主义之间相互作用的有用分析工具，通过强调统治精英对于其政治生存的考虑，在军事竞争中与人民权力的博弈，从而探究了民族主义在军事竞争与国际关系中的起源，作者认为政治生存逻辑分析框架在宏观历史范围内分析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提供了借鉴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没有能力通过第一和第二岛链，将中国封锁在近海，而中国也将依靠不断发展的舰艇实力，应对海上威胁。所以日本建立所谓的军事基地，中国是无所畏惧的。